摁了摁心口的党徽、整整衣衫，牛犇郑重地冲着镜头说：“开始吧。”时间退回到十多分钟前，得知要在室外拍摄祝福党百岁生日的视频，86岁的他坚持要回房一趟。养老院花园里的满目葱茏固然漂亮，可在牛犇看来，自己胸前必须要佩戴上党徽，一切才会是完美的。

　　如此仪式感，当然可视之为一位从影76年老艺术家的职业素养。但再听听他的另一番坚持便会懂，“初心”是最恰如其分的解释——“不用陪，我一个人去就行，十分钟路不算什么。跟党走，是一辈子的事情。”

　　86岁的牛犇党龄不长。2018年初夏，他刚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至今党龄三年。“但其实从内心讲，党的教育始终在我的血脉里、身体里，和我的人生几乎同步。”

　　“跟党走，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牛犇说，少时他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中电三厂(北影厂前身)大院里参加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哥哥姐姐教的《读书郎》， “歌里唱‘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不受人欺负也不做牛和羊’，这是党给我最早的思想启蒙”。少年郎悟出的道理很简单， “跟党走能吃饱饭，我是穷孩子，要想过好日子，就必须依靠党”。

　　十来岁的孩子对吃饱饭有执念，因为童年过得苦。牛犇生于天津，见过战火、挨过饿。九岁时父母双亡，哥哥在北京的中电三厂找到司机工作，把牛犇和妹妹接到身边。那是1945年，日本人刚投降，城里一片混乱。哥哥白天开车接送剧组，牛犇就和妹妹在厂院里帮大家跑跑腿。哥哥劳苦一天，带回家一张饼，牛犇吃几口，妹妹吃几口。演员谢添也住在院子里，他留意到这个男孩身上的倔强劲儿，当得知《圣城记》缺个村童“小牛子”时，他向沈浮导演推荐了牛犇。片场里大家都喊角色名，谢添提议，索性“一牛到底”，从此，原名张学景的孩子有了艺名牛犇。

　　1947年，张骏祥导演受邀去香港拍《火葬》，主演白杨推荐牛犇演她的“小丈夫”，少年便跟着剧组到了香港。那段日子，演员们住在庙街，街坊多是香港本地的贫苦人家。目睹中国人民受到殖民者压迫的情景，刘琼与几位进步的年轻人开始在宿舍偷偷学习。这一切，牛犇不太懂，但直觉告诉他，“大家是为了不受欺负，要过好日子”。

　　1949年10月，北京的喜讯传来。牛犇收到了谢添托人捎来的口信：“家乡解放了，有饭吃了。孩子，回来吧。”身边哥哥姐姐们的话也在他心头炸开了：“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广州解放后，香港电影界赴穗慰问。“我脑海里第一次蹦出‘欣欣向荣’四个字。”牛犇说，“我亲眼看到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共产党人言行一致。我待不住了。”

　　“我真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人民”

　　1952年，牛犇跟随陶金、顾也鲁等人回到内地，拍完《龙须沟》，他成了上影演员剧团一员。初来乍到，年轻的牛犇告诉自己“要进步”，怎么进步？听党课。

　　上影厂老书记丁一讲党课，牛犇在底下认真听。厂里组织选举，17岁未成年的他一边帮忙糊投票箱，一边不解，许多解放军战士十多岁就能入党，自己为什么不行？前辈告诉他：“共产党救了中国，解放军流血牺牲都是为了人民。我们只有多拍进步的戏，才能向党靠拢。”

　　那些年，牛犇转租一位老演员在建国西路的房子。小屋沿街，离上影厂也近，许多演员骑车经过，都能看见牛犇的家。“赵丹、谢晋他们常来，谈戏，谈信仰。”牛犇特别爱听他们讲前线的故事。当年，赵丹随团赴朝慰问，与“最可爱的人”生活了几个月，回来后，赵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对英雄、对“为人民”的认知也感染着周围的人。牛犇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一辈子不回头。我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任劳任怨、尽责尽力。”

　　11岁入行，牛犇演的是小角色。后来，他是《泉水叮咚》的大刘、《红色娘子军》里的通讯员、《牧马人》里的郭子……依然是一长串配角，可牛犇心里踏实，“角色虽小，但一样是为人民拍戏。做好自己的一点一滴，就是像英雄、像优秀的共产党人一样，为祖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