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近代文学巨匠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后编入《呐喊》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第二篇白话小说。
孔乙己原文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绉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要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帐;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帐，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 ……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帐。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 要不是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文中每一次出现的“笑声”都是建立在孔乙己的难堪、羞辱和心理痛苦之上。这些麻木而又残忍的看客们或嘲讽他的“新伤疤＂， 或讥笑他没捞个秀才，总之拿他的落魄和不幸取乐。这笑声带来的“快活的空气”实在令人心酸病态社会中的人性是何等的冷酷无情。
孔乙己如何应对他人的嘲笑和戏弄，也值得我们回味再三。
孔乙己一进酒店，所有的酒客都对着他窃笑。一个酒客揭发说：“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被逼到死角，他立即“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 用“窃书不能算偷”来勉力“争辩”。
有的酒客故意问道：“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对此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有人还不罢休，决议对这个可怜的人穷追猛打，接着发问道：“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已“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 . . . ”
面对这三次不怀好意的戏弄，第一次他是无可辩而不得不争辩，第二次他是容易争辩而不想争辩，第三次是被一棍打闷了，无法可辩而只得不辩。
他从有辩到无辩，再从无辩到颓唐不辩，已经是山穷水尽，无奈至极了。可是这些残忍的看客还不肯高抬贵手，不肯让他沉默而又平安地享用一杯热酒。酒客们把他看作取乐的工具，掌柜的更把他当做活跃酒店气氛、吸引酒客、增收银子的商业工具。面对“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的、颓唐而又残疾的孔乙己，掌柜的仍然不想放过，一见面就极尽戏弄之能事。下身伤残无法站立、瘫坐在地上以手代步的孔乙己，像一只受伤的狗一样怯生生地、不引人注目地贴在地面上艰难地挪动着身子。如此低伏的身姿和仪态，既表现了一个备受蹂躏的弱者的卑贱，也蕴含着一个身陷绝境中的生命对这个残忍世界的讨饶和哀告。可是，残忍的社会依然残忍，麻木的看客依然麻木。掌柜伸头看见孔乙己，脱口就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这直接的质问就像审判，无路可逃的孔乙己“不十分分辩”， 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他的语气和眼神分明是在恳求掌柜仁慈一回，不要再提那不堪回首之事。接着又是掌柜和围观者的讪笑。最后，可怜的孔乙己只好“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地走去了。”
人心的冷酷，人性的泯灭乘着这残忍的笑声四处飘散、弥漫天空。
那么，造成孔乙己的悲剧命运，造成人心的冷酷、人性的泯灭的又是什么呢？是一种不把人当人、只把人当做工具和奴隶的极权专制制度，以及在这种极权专制制度引导下形成的漠视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畸形文化。为鞭挞这种吃人的制度和文化，作者又写道；“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别人的心目中，孔乙己除了被别人当做取笑的对象外，毫无用处。在掌柜的眼中，孔乙己更是连十几文钱都不如，当他把孔乙己欠他的十几文钱的酒债从粉板上抹去时，孔乙己的生命价值在他眼中也就烟消云散了。
文章最后一句更耐人寻味。“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种先推测后断定的句式，是鲁迅作品中特有的，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回忆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种野草”， 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谈法海镇压白蛇娘娘：“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句，“大约”是“我”推想孔乙已的结局。“的确”指的是孔乙己悲剧性的必然归宿。为什么说他“的确死了”呢？因为孔乙己在那个冷漠无情的时代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为什么只能推测呢？因为没有人提到过他的生死，在咸亨酒店里出人的人本来就没有人关心过他。这一看似不合逻辑的句子却富含着深刻的意义：其中既包含着作者对孔乙己凄凉人生和悲惨命运的同情，又表达了作者对硬冷如铁的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愤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