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落地的“9·21新政”，被称为“史上最严运输令”，它给物流界带来的震动延续至今。一物流业人士算了一笔账，“新政要求货车限重49吨，比以前少了6吨；限高4.2米，比以前少了0.3米，一辆车少了十几立方米，假如运货到广州，一车少赚一千多元。”

按理说，成本上升，运费会随之上调，但事实相反。不同区域对新政的执行不一样，比如服装的运费一公斤上涨约0.2元，但是大部分运费是没涨的。
一直以来，物流业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谁先涨价谁先死，谁不涨价谁等死。涨价是一个技术活，既需要企业自觉，也需要政府干预，或者转变思维也可以节省很多成本。

运费涨价首先是一个市场行为，应由企业自行决定。但是，涨价会影响市场占有率，谁先涨，涨多少，竞争对手不涨怎么办？业务量下滑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涨价在操作层面面临重大困局。因此，涨价单一靠企业的自觉是很难奏效的。

物流业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俨然已经成为民生工程，其公共性的属性越来越明显。既然具有公共属性，政府就不能把物流作为完全的市场行为去对待，而要切实担负起政府应有的职责。在物流涨价这件事上，政府不能放任市场的自发调节，而应承担起市场补位的功能。